●                  ●                   ●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低迷在全球范围内格外显眼。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创下全球最低纪录。日本多年徘徊在1.3以下，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低至1.2[1]。

虽说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现象，但东亚国家普遍落入了人口学家定义的"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1.3）范畴，比更早完成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还低[2]。

在这些国家，生育率从高位急转直下用时不过一两代人。为什么东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如此之低、俯冲如此迅速？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决定一个国家的生育率稳定还是剧烈下行，真正关键的变量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文化、特别是性别分工的转变，能否匹配经济变迁的速度[3]。

但这一趋势并不平均。戈尔丁在论文中比较了两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轨迹。第一组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六个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相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其中夹杂着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到1970年代，这六国的总和生育率仍普遍维持在2.0上下。此后生育率缓慢下降，长期徘徊在1.6至1.9之间。

第二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快速起飞。1970年代，这些国家的每位妇女一生仍然生育三个孩子以上，但进入1980年代中期后，这一数字迅速跌破更替水平，大多降至两个以下。到了199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逼近1.3。

在短短二十年内，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已超过第一组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变化幅度。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南欧天主教文化与东亚儒家传统普遍重视家庭与生育，但这些国家却经历了更为剧烈、也更难逆转的生育下滑。

在很多公共讨论中，都把东亚的生育率下降归于高房价和工作压力，不过这些解释未必适用于同样出现这一现象的南欧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同样难以充分解释生育率的持续下滑。这类理论通常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女性会因此倾向于减少生育。同时，现代家庭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资源投入增加，也压低了子女数量。

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却无法解释另一些事实。例如，一些国家女性就业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反而是正相关的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一组国家同样存在，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长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相比之下，东亚和南欧国家却在1980年代后经历了一场几乎同步的生育崩盘。

在这篇论文里，戈尔丁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为何更容易出现剧烈的生育率下滑。她的判断并不建立在经济水平本身，而是看家庭内部的决策结构是否随着社会转型及时调整。

她强调了两种关键的紧张关系：

一种是性别冲突，另一种则可以被称为“代际冲突”。前者比较直观，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护责任，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成本和负担更多地由她们承担，那么即便丈夫希望多要孩子，女性的生育意愿往往也会不足。反之，家庭责任越平等，夫妻的生育选择就越容易接近。

代际冲突则不那么明显。它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而是指在夫妻之间对传统的不同态度。戈尔丁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靠近上一代的家庭和生育观念，比如更看重传统家庭的结构和意义，而女性的生育观念则更倾向于年轻一代。

戈尔丁表示，“这并不是说男性天生就更传统，而是女性从更平等的性别关系中看到了更大的收益”。

随着经济的迅速起飞，从农村初到城市一代的女性受到教育、找到工作的机会迅速增加，这对上一代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会让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少生子女。

她的分析是，那些经济发展来得迅猛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意大利或西班牙，往往没能在性别分工上及时完成调整。城市化、教育普及、女性就业这些因素在迅速发生，而家庭内部的分工却没有同步变化，传统的家庭观念也没有相应松动。这就使得夫妻之间的生育意愿差异更大，达成一致的可能也更难。即使最后不得不做出决定，也往往不是一个双方都满意的选择。

在这个模型里，生育率的下滑不是因为人们单纯不想生育，而是因为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个体之间在要不要生、要生几个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变得更难了。这种不一致，既来自对未来不同的判断，也来自对过去不同的想象。

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韩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1960年时，农村人口比例普遍在50%左右，远高于当时第一组国家的平均水平（29%）。即便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农村人口比例也达到37%，仍高出美国7个百分点。但到2023 年，第一组国家的农村人口比例为16%，第二组国家为21%，所差不大。

迁移带来的，不只是空间的变化，更是生活节奏、价值观念、家庭结构的重构。在城市中长大的子女，往往在受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和社会期待方面与父母一代有着极大的差距。在意大利、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一代人之间的教育跃迁尤为显著。1980年代出生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其父辈的四倍以上。而在第一组国家，这一比例则多在1.5倍左右。

韩国是这种变化最为集中的样本，两代人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

1980年左右出生在韩国的男孩，家庭中通常有两个子女，而他的父母则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战后时期，兄弟姐妹可能多达五六人。他的祖父母与父母在童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差异并不大，但从父母成年到他成年，韩国人均收入增长了四倍以上，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仅1960到1980年间，农村人口比例便从72%降至43%。

进城不会改变父母辈的观念，他们往往将熟悉的性别角色观念带入城市。他们抚养儿子所投入的资源远超上一代，却也期望儿子延续旧有的婚姻模式。娶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韩国妻子，由妻子照顾孩子与老人。

但对一个1980年代出生的韩国女孩来说，她的想法会非常不同，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女性的选择在显著增多。

在她准备步入婚姻的2005年前后，韩国人均收入已比她出生时增长了4.5倍。与此同时，女性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迅速扩大。1995年至2005年，25到4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24%迅速上升至51%，25到29岁女性的就业率也从48%提高到68%。越来越多的女性有能力实现经济独立，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路径乃至婚姻关系。

一方面是延续和承载上一代期待的男性，另一方面是拥有更多自主选择的女性。当两者之间的期望落差不断扩大，生育决定变得更难达成一致。

戈尔丁利用OECD数据统计的结果显示，经历快速而突然的经济增长，以及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的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其下降幅度远超过那些经历更持续增长且没有大量国内人口迁移的国家。增加10个国家的数据样本后，这组关系依然成立。

那么，第一组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它们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生活水平代际提升的节奏更缓但更持续。即使经历了战争与经济萧条，每一代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依然保持了相对连贯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内部观念的更新也更渐进。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并未出现根本性脱节。代际之间的张力较小，性别之间在婚姻与生育上的分歧也更容易被调和。

戈尔丁发现，在经济增长更为迅猛、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更剧烈的国家，女性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中所承担的时间明显多于男性，且这一性别差距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

她引用经合组织（OECD）在2009至2019年间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发现在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在无偿家务与照护劳动上的时间差距显著更大。例如，日本男女在家庭劳动上的日均时间差为3.1小时，意大利为3小时，而其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6和1.27。相比之下，瑞典和丹麦的时间差距仅为0.8和0.9小时，其生育率则保持在1.7左右。

戈尔丁发现，当育儿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时，妻子相比她们的丈夫会想要更少的孩子。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取决于女性受教育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与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照护角色的变化之间是否同步。国家总生育率与家庭和照护时间的性别差异之间的相关性很强。

即便家庭内部的代际与性别冲突在一代人之后逐渐缓解，生育率也未必会自动回升。经济激励能拯救生育率吗？目前看来效果是不够的。尽管韩国政府努力提高出生率，但经济激励措施并未改变家庭内部分工。

戈尔丁在论文中指出，虽然韩国有着陪产假政策，但由于职场和文化压力，很少有男性休此假期，导致女性仍然承担了大部分育儿责任。长时间的工作和僵化的企业结构进一步劝退了职业母亲扩大家庭。

如果育儿责任能在伴侣之间实现稳定地分担，在养育子女上共同投入时间与资源，那么两性在生育意愿上的差距就会缩小甚至消失。这需要男性更多投入精力在家务和照护上，但这种承诺往往难以单靠个人意愿维系。

戈尔丁指出，承诺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规范是否将照护责任视为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在一些国家，公众的普遍期待育儿需要父母双方投入，任何一方不投入，都可能面临对家庭不够负责的谴责。这种文化氛围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北欧国家能在高生育率与高女性就业之间实现相对稳定的平衡。

“养育孩子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既难以外包，也难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戈尔丁在去年秋天欧洲央行年度研究会议上的演讲中说道，“因此，生育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随着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男性是否愿意在家庭中承担更多事务，尤其是在家中有孩子的情况下。”

“如果男性不这样做，女性就只能被迫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戈尔丁说。 

参考文献略